“数实融合”增强工业经济发展新动能

法家学说遂应运而生，其主张法律的成文化以及通过严刑峻法来推行国家政策。

在昂格尔关于法律的类型分析中，中国法是一种表现为行政命令方式的官僚法（管理型法）。在中国传统社会，司法与行政的合一，决定了二者所承担功能的一致性。

（二）方式上的调和性 由中国传统社会的宗法伦理特性所决定以及受儒家倡导的和谐观念的影响，中国传统司法将和谐与无讼作为司法的最高价值追求。（四）非自觉的人权保障制度：消极的人权保障功能 从人权的历史发展来看，人权观念是在西方国家经历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及启蒙运动的理性洗礼之后才首先得到提出和表达的。其原因在于：①司法作为专制君主权力的工具，其在逻辑上不可能制止来自于专制君主权力本身及其行政官僚对民众人权的侵害。西方国家在其历史实践中通过建立行政诉讼制度和违宪审查制度，逐渐将司法的审查范围延伸到行政权和立法权领域。这一方面是因为为民父母的官员承担着道德教化的责任，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对于这些熟读儒家经典的官员来说，运用儒家之礼来训导、规劝比对照律法条文依律判决要驾轻就熟得多。

大概是因为在人们的印象中，中国传统司法一直都是地位不彰，诸多方面与现代司法的理念都不甚相合，其所发挥的功能自然也不值一提。如果说轴心时代的儒家学尚具有人本主义的一面，那么儒家学说在其发展过程中，特别是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之后，则日益失却其人本主义色彩和批判精神，成为为王权专制辩护的学说，从而失去了制约专制权力的思想基础。原2005年《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第28条规定不得用带有倾向性的语言进行提问，不得与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加人辩论、争吵。

第26条规范庭审言行，树立良好形象。……进一步说，这种避免、抑制可能有损一般公众信赖的言行和态度的努力，不仅在职务行为活动中，在广泛的非职务性活动中，也是应要求其优做到的。法官对案件只能作一次评论，而且对判决理由做说明[59]。我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2010）第十三条规定审理案件保持中立公正的立场，平等对待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不偏袒或歧视任何一方当事人，不私自单独会见当事人及其代理人、辩护人。

一个判决在写的时候是清楚明了的，但经过进一步思考后，似乎就变得模棱两可了。  三、法官慎言义务的理由分析 中国民谚云沉默是金，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

尽管目前不再提能动司法，但这种中国式的司法能动主义不能不说是根深蒂固的。然后在2002年11月25日至26日在海牙召开另一次相关会议，产生了关于法官伦理的《海牙准则》。我认为就算我发言表明反对这个法案的立场也不算是积极的政治活动，但我还是不作为公开辩论者发言了。《法官行为规范》第46条规定裁判文书应当内容全面、说理透彻、逻辑严密、用语规范。

[38] Pannick,Judges,Oxford Press,1987, P77.其中提到17世纪英国一位名叫道得里治（Mr.Justice Doderidge）的法官常常在法官席上闭眼以免被周围事物打扰来聚精会神地听取辩论，被民众误以为是睡觉的法官。7、法官面对媒体的慎言义务。在我国现有法治条件下，法官职业整体素养参差不齐，职业共同体对法官自律的监督和管理任务，重点还停留在法官行为控制的阶段，诸如法官要秉公审判、维持法庭秩序和尊严、不单方会见当事人、不受贿、不泄露审判秘密、不拖拉迟延，等等，大都属于行为层面的。  孙笑侠，复旦大学法学院  院长、教授 出处:《中国法学》2014年第1期 进入 孙笑侠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官 慎言义务 职业伦理 。

对于已经审结的案件，人民法院可以通过新闻宣传部门协调决定由有关人员接受采访。[47] 同上吉·加尼维文，怀效锋编：《法官行为与职业伦理》，法律出版社，第308页。

第34条规定诉讼各方发生争执或者进行人身攻击时要及时制止，并对各方进行批评教育，不得偏袒一方。[34] 孙笑侠：《司法权的性质是判断权》，《法学》1998第1期。

过去对法官的职业道德问题的调查和处理，是由体系内的不公开的和单独审理的状态下，由司法系统内部的纪检机关进行的。在公开或其他场合，法官亦不得作出对任何人的公平审讯或论据造成影响之评语。在2010年的《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和《法官行为规范》中也都明显表现出来了。我们现在就有一些法官，对已作出的判决向媒体向社会做公开的解释。在国外，法官言论引发争议的事案，要么不发生，要么就会是产生震动的事件。斯里兰卡首席大法官Neville Samarakoon (1919-1990),曾在某教育机构颁奖大会上作为主宾发言里批评政府及政府的政策，因而导致了议会将其革职的法律程序。

对法官的批评应当以不影响法官的独立性和法院的权威性为前提。告诫各方必须围绕案件依序陈述。

法官的慎言义务是指法官在法律上和司法职业道德上负有谨慎发表言论的法律义务与伦理义务。该院长的评论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原审法院和最高法院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是不合适的。

但依合理之预期，不足以影响裁判或程序公正，或本于职务上所必要之公开解说者，不在此限。参见程汉大、李培峰：《英国司法制度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3、154页。

因为我们习惯了不以言定罪的思维，以为言论不如行为那么受法律约束。因此，法官同袍必须从内心清醒地意识到，并去接受一个事实：他作为法官，生来就是要接受责难的。2012年，美国加州一法官质疑被强奸女子抵抗不力，引发众怒。法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吉·加尼维认为谨慎原则同样禁止法官发表任何过激言论或批评，以至影响到被法院管辖者对司法机构的信任和尊重，因此在法国出现了法官言论和表达自由的弱化趋势，这就使法官谨慎原则完整起来。

我国《法官行为规范》第90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要严格要求并督促本院法官遵守本规范，具体由各级法院的政治部门和纪检监察部门负责。比如一位普通法官的言论的受关注度，显然不如高职级法官（如各级法院院长）的关注度高。

法官慎言义务与司法克制主义有着天然的密切关联。当然，法官的沉默不等于没有判断力，法官在法庭上只要带耳朵和大脑就可以了。

《法官行为规范》第29条还规定不得与诉讼各方随意打招呼，不得与一方有特别亲密的言行。有关法官伦理与违纪的情况是通过国家行政法院公布的法官违纪和惩JIE案例来为公众所知的。

但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第9条规定人民法院发现新闻媒体有以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法官名誉的，可以向新闻主管部门、新闻记者自律组织或者新闻单位等通报情况并提出建议。Monroe Freedman教授在其《法官的言论自由——评Lubet和波斯纳之间的争论》一文中似乎偏向于支持波斯纳，他认为，《美国法官司法行为准则》3A(6)条的规定应当被理解为一个法官不应对有可能会落到他自己身上的案件进行公开评论。[33] [日]森际康友：《司法伦理》，第282页。第24条规定了语言文明……。

（3）法官发表的意见或在讨论的过程被引导发表的意见，会在法官今后要审理的案件中造成法官存有偏见或事先已做出判断的问题。三是法官个人观点可能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个案或类似案件的当事人利益。

如果法官行为超出职业伦理范畴而构成犯罪性质的，那当然应该可以公开并接受全社会的评论。这种尊贵靠不等于尊严，更不等于严酷，而是谨慎、独立、正直、勤勉、平等、文明等所构成的职业品格，它们靠法官言行中的细节来维护，包括小心避免任何有可能败坏法官和法院名誉、损害司法公正、公平及法庭特性的言行。

[6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第2条规定对于社会关注的案件和法院工作的重大举措以及按照有关规定应当向社会公开的其他信息，人民法院应当通过新闻发布会、记者招待会、新闻通稿、法院公报、互联网站等形式向新闻媒体及时发布相关信息。法官在宣判前，不得通过言语、表情或者行为流露自己对裁判结果的观点或者态度。